走出未知领域，需全面、理性评价“四万亿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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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初以来，疫情迅速暴发，蔓延至全球，形成了百年难遇的全球大流行，经济活动因隔离而“冻结”。我国1-2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大幅下降，增速多创改革开放以来新低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我们再次正在进入未知领域，形势严峻程度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。

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呼吁决策层采取果断行动，避免出现经济硬着陆和大规模失业；但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因完全否定“四万亿”，视宽松为走老路，自缚手脚，放任经济跌落悬崖。值此破立时刻，笔者认为，全面、理性评价“四万亿” 功过，破除偏见、禁区和枷锁，对于正确应对全球大流行病冲击、走出未知领域，至关重要。

目前各方公认的看法是，2008年金融危机是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。危机期间，雷曼兄弟等大型金融机构破产，美国经济深陷衰退，最高约950万人失去就业岗位。金融危机也对我国造成了严重冲击，月度出口同比增速从2008年3月份的30.4%，骤降至2009年5月份的-26.5%，降幅高达56.9个百分点。工业增加值、工业企业收入和利润等经济指标同比增速大幅下降，众多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(图1)。中央审时度势果断推出一系列被称为“四万亿”的刺激计划，迅速扭转了经济下滑局面。

前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先生在一次演讲中，提及“四万亿”政策出台细节：“我记得在6月底，我陪总理到江苏无锡国棉一厂视察。这次视察前，不断有简报和信息反映纺织行业全行业亏损，出口出不去，导致出口型企业停产、关门、倒闭、工人下岗失业。在现场的小型座谈会上，总理就问无锡国棉一厂的老总：‘你讲讲纺织工业怎么了，出现了什么问题？’老总是一个‘老纺织’，他说：‘总理你让我讲真话还是让我讲假话?’总理说：‘当然讲真话，怎么能讲假话。’老总就说，现在的纺织行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年。我们当时一听都一震。改革开放三十年形势大好，你怎么说最困难。这位‘老纺织’详细讲了从2007年年底出现的国际经济低迷，出口出不去，纺织占了中国当时出口量的接近三分之一，这是纺织行业的状况。他说，‘我们无锡国棉一厂是全国纺织行业的排头兵，我现在都是这么个状况，整个行业可想而知了。’”

2008年金融危机来势之猛、扩散之快、影响之深，百年罕见。2009年一季度，实际GDP从危机前15%的高点，迅速下降至6.4%。CPI和 PPI均降至负值区间，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形势异常严重。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调查，中国1.3亿农民工中，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。当时全社会信心严重受损，预期普遍悲观。身处未知领域和崩溃边缘，刺激和宽松是唯一合理当方向，力度也必须超越传统和常规。决策者们展现出了勇气和担当，迅速启动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，避免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崩盘。

果断有力的刺激方案使我国率先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，在后危机复苏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，追赶进程大幅加速。2008年金融危机中，全球货币和财政当局均推出史无前例的刺激方案，包括大幅降息、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等。从投入规模看，中国财政刺激规模最大，但货币政策力度小于其他主要经济体，整体规模并没有特别“出格”(图2)。

但由于我国政策执行效果较强，经济率先恢复至危机前水平，后危机时代，相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优势异常突出。以中国GDP占美国GDP比例为例，2000-2007年，这一比例每年平均提高1.7个百分点；2008-2013年，年均提高幅度迅速提高至5.4个百点，速度提高了两倍(图3)。 中国GDP占美国的比例，从2007年底的24.6%，大幅提升至57%，追赶进程提前了5-8年。其他发达经济体复苏力度更弱，迅速被中国甩到后面。中国2009年GDP超过日本，到2014年已经达到日本的2倍。

“四万亿”计划对于全球经济迅速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，起到了关键作用，也奠定了我国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核心地位。2008年金融危机中，中美两国通力合作，在全球经济迅速对抗危机中，发挥了“稳定之锚”作用。美国积极推出近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，大幅降息、量化宽松，通过一系列货币流动性便利，向全球提供美元，为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发挥了核心作用。中国则通过四万亿刺激计划，向全球提供需求，为稳定全球经济发挥了关键作用。2008-2013年，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超过了美国、日本和欧元区三者之和(图4)。

经济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展现的领导力和贡献要显著大于美国。凭借迅速增强的实力和危机中巨大贡献，中国在后危机国际经济秩序中地位上升，在经济影响力方面，成为和美国可媲美的“核心国家”。

经济政策的制定、执行，“度”的问题至关重要，政策执行应避免“搞运动”。

“四万亿”刺激计划确实存在用力过猛问题，由此衍生出房价暴涨、地方政府债务暴增、影子银行膨胀、产能过剩等问题，这些问题部分至今仍在困扰我国经济。

一个政策，即便初衷是好的，方向是对的，但如果“度”没有把握好，也会产生问题。我国行政动员能力如此强大，以至于把握不好，就会出现过“度”的问题。2008年危机期间，中央推出的刺激方案，无论是和国际比，还是和当时的经济衰退严重程度相比，都是合适的。与其他经济体为刺激效果“不足”而苦恼相比，由于中国自身体制机制特色，出现了刺激效果“过强”等问题。当稳增长成为压倒一切任务时，整个行政系统动员起来，“层层加码”，最后落地的刺激规模远超政策初衷。避免类似等“用力过猛”问题，一方面要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，提高宏观政策制定和执行水平；另一方面，要相信专业，加强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，对“无形之手”保持更多尊重。

不应因为“度”的问题，完全否定“四万亿”的正面作用。辩证唯物主义倡导看问题要抓主流、主要矛盾。2008年金融危机百年难遇，当时经济下滑的幅度、速度，在三十几年改革开放历史上从未出现。身处未知领域，确实存在经验不足、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。但我们也应看到，当时情景下，囿于传统框架，刺激力度过小、不作为的风险远大于刺激力度过大的风险。在重大时刻，展现的担当和作为以及方向上的正确把握，是主流、关键；而“度”的把握不当，只是支流、次要矛盾。我们既应看到刺激力度过大产生的负面问题，不避讳、不推诿；也要避免以上帝视角，吹毛求疵，甚至以偏概全，因噎废食。经济学家中流行的完全否定四万亿、将其简单地打上“走老路”标签，违反了实事求是精神。如果我们求全责备，苛求完全不能出错，那么当再次来到未知领域时，决策者就会投鼠忌器、行动迟缓，从“反应过度”的一个极端走向“反应不足”的另一个极端。

另一方面，应以发展的、动态的眼光看待四万亿衍生出来的问题。这些问题虽然当时严重，但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巨大潜力相比，大部分仍属于周期性问题，完全可以在发展过程中消化掉。比如产能过剩问题。2009年前后，我国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，出现一时的产能过剩，但大多数行业远未达到绝对过剩水平，完全有潜力消化掉这些过剩产能。以汽车行业为例，2009年和2010年我国汽车销量分别增长了43.8%和34.9%，显著高于危机前增速，2010年销量达到1800万辆。但当时我国汽车千人保有量仅有67辆，与发达国家相比，仍有至少十倍的潜在空间。2017年，我国汽车销量接近2900万辆，远超四万亿刺激峰值水平。比如房价过高问题。2010年底经过暴涨后，一线城市房价均价在3万左右，少数强二线城市多在1-2万元，大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在万元以下。以发展的眼光回头看，房价相对水平当时可能存在一定高估，但完全可以通过收入增长使之回归至合理。后四万亿时代，房价也出现了几轮上涨，表明高房价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，将其简单归结于“四万亿”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

实际上，宽松、紧缩只是逆周期宏观政策的一种手段或取向，政策倾向选择仅取决于经济周期走势和实际需要。经济衰退、通货紧缩时，宜采取宽松、放水措施；经济过热阶段，应采取紧缩和降温措施。在2008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情况下，宽松并无问题，力度超越常规也可以理解；当2010年后，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时，政策逐渐转向紧缩也是合理的。我们应该避免的是，给政策工具贴上“道德”标签，进行舆论绑架，从而偏离实事求是的初心。宽松并不庸俗，紧缩并不高尚。过度的紧缩，会使经济各主体预期悲观，经济增速螺旋式下降，陷入持久的通缩现象，整个经济机器的运转会产生极大问题。

当前一种流行观点认为，宽松是一种目光短视的表现，会拖延改革，削弱改革意志；而紧缩是一种勇敢，是实现改革必须经历的短痛。这种将改革和宽松对立起来的观点，在道德上具有一定诱惑力，但违背了经济规律。适度的宽松和较高的经济增速，将为改革提供有利的环境，能够承担改革的成本和降低改革的短期冲击;反之，过度的紧缩和不断放缓的经济增速，将压缩改革空间，使改革效果事倍功半，甚至被迫推迟。以去杠杆为例，中外无数历史经验表明，过度紧缩和持续衰退阶段，杠杆比率会持续上升;而在适度宽松和经济扩张阶段，杠杆比率会稳定甚至下降(图 5)。因此，去杠杆需要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，确保杠杆有序下降。再比如，由于经济增速近年持续下滑，稳增长压力持续存在，客观上使房地产税等房地产长效机制推出时点被一再推迟。

过去十余年来，少数经济学家完全否定“四万亿”，将“宽松”等打上“放水”、“印钞”、“洗劫百姓财富”甚至是“吸食毒品”等夸张标签，将改革与增长对立起来。持续的污名化，使决策层在进行政策决策时刻意与“宽松”保持距离，每一次采取宽松措施宣布后，立即强调“稳健”倾向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说过，“政策在于98%的讲话和2%的行动”。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引导预期，产生杠杆效应。行动方向与政策表态持续背离，大幅降低政策效果，浪费了宝贵的政策空间。对“四万亿”的完全否定，已经限制了政策空间，对宏观政策制定产生了不利影响。

当前，我们再次来到破立时刻。作为全球增长引擎，我国政策选择将攸关未来数十年中国和全球经济走势。应对的好，我们将会化危为机，在下一个十年再次脱颖而出，平稳渡过“修昔底德”陷阱，顺利实现伟大复兴目标。笔者认为，既要认真总结“四万亿”政策经验教训，又要破除偏见、禁区和枷锁，无惧无畏、实事求是，对于正确应对全球大流行病冲击，对于走出未知领域，至关重要。